同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路线图，鼓励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中提交包括类器官毒性测试在内的新方法学数据。在欧盟方面，欧洲创新委员会2026年工作计划将人源类器官明确纳入NAMs高级创新挑战的资助范围。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26年度重大研究计划指南直接提出“以类器官或类胚胎等为细胞集群功能研究模式”，标志着类器官在国家级研究部署中获得了较为直接的承认。上述密集的政策动向折射出一个共同趋势：类器官正从一项实验室中的培养技术，逐步演变为各国生物经济与监管科学布局中的重要工具。
 

在当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战略背景下，准确把握这一工具的技术特性与制度需求，对中国优化科技治理体系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既有文献对类器官的讨论多聚焦于技术综述或单一国家政策梳理，尚缺乏基于政策文本的系统性跨国比较分析。本文在梳理类器官技术脉络的基础上，从战略规划、资金与平台、产学研协同与标准化、监管与伦理四个维度，对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政策部署进行比较，并结合美欧经验提出面向中国的对策建议。类器官技术的知识谱系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1907年，Wilson通过海绵细胞的解离与再聚集实验，首次展示了多细胞生物在体外自组织的可能性。
 

出自《类器官技术创新战略的国际比较研究》作者刘恒宇，池也，司俊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