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相较于美国从行政令到执行机构的传导链条和欧盟从战略到资助工具的对应关系，中国的类器官政策仍缺乏以类器官或NAMs为独立主题的跨部门协调文件，政策覆盖呈现出一定的间接性和分散性。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对类器官的重视程度不足，而是在现有政策工具下尚未形成对该技术方向的聚焦性安排。上述差异可从“政策信号的明确性”和“制度传导的连贯性”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三螺旋理论强调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动态互动是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形成有效闭环的关键，高莉娜等在分析荷兰科技创新体系时指出，政产研三方之间有机协调的联动机制是创新生态健康运转的制度基础。这一分析框架在类器官领域同样具有一定解释力。
 

从政策结构来看，美国和欧盟在顶层战略、资助计划、研究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之间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制度衔接，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和资源配置路径也相对明确。正是在这种多层级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下，相关政策信号能够在科研资助、平台建设和监管实践等环节中逐步传导。对中国而言，在现有间接覆盖的基础上，下一阶段政策设计需要增强“类器官”或“NAMs”相关政策信号的聚焦度，使科研资助、标准化推进和监管对接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制度衔接。资金投入与平台建设是将战略意图转化为技术能力的关键中介环节。在这一维度上，三方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投入规模的大小，更体现在资源配置方式和平台功能定位的不同逻辑之中。
 

出自《类器官技术创新战略的国际比较研究》作者刘恒宇，池也，司俊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