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类器官已广泛应用于研究肝癌的发病机制和治疗药物的筛选。Ｌａｕ等使用原发性肝细胞癌（ＨＣＣ）组织来源的患者细胞形成多细胞肿瘤细胞异质性的球状体（ＭＣＴｓ），以检测癌相关成纤维细胞（ＣＡＦｓ）在调节肝肿瘤起始细胞（Ｔ－ＩＣｓ）中的潜在作用，他们认为靶向信号转导通路可能是治疗ＨＣＣ 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ＭＣＴｓ是具有代表性的３Ｄ体外肿瘤模型，Ｊｕｎｇ等优化了ＭＣＴｓ形成方案，通过从 ＨＣＣ细胞系（Ｈｕｈ－７）和血管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共培养细胞制造了一个大的、同质的侵袭性肝癌球体。
 

此外，Ｋｏｚｙｒａ等使用原代人肝细胞在超低附着板上形成了球状体，并通过暴露和处理脂肪生成底物（如游离脂肪酸和单糖）来诱导脂肪变性，该系统展现出成功治疗胰岛素抵抗的发展、脂肪变性的可逆性等体内现象。Ｋｌｏｔｚ等研究表明，由明胶和ＰＥＧ 平台组成的杂交水凝胶改善了肝脏器官样分化，与现有的生物材料和合成聚乙二醇多肽方法相比，具有中等生物复杂性的杂化水凝胶平台可以有效地支持人原代细胞的组织发育。
 

Ｓａｎｄｒｏ等从肝癌患者的针活检样本中建立了类器官，并将其与相应的肿瘤活检样本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些类器官在生长模式、分化程度、ＨＣＣ特异性标记的表达谱以及异种移植模型中形成肿瘤的能力方面显示出相似性。Ｃｈｕｓｉｌｐ等第一次描述肝脏内胆管衍生的类器官中的胆道细胞损伤，其损伤模型显示，胆管细胞凋亡及其纤维化反应可能在胆管病如胆道闭锁（ＢＡ）的纤维化过程的启动中起作用。
 

另外，Ｚｈａｏ等首次报道了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２人类器官感染模型，发现病毒感染通过参与紧密连接形成和胆汁酸运输的基因失调，破坏了胆管细胞的屏障和胆汁酸运输功能，这可能是由于病毒直接作用于表达ＡＣＥ２和 ＴＭＰＲＳＳ２的靶细胞。
 

出自《类器官的研究进展及应用》作者李娟娟，张君涛，赵英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