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因子水平Ｄａｖｉｌａ等认 为ＩＦＮ－γ、ＩＬ－６、ＩＬ－５、ＩＬ－１０、Ｆｌｔ－３Ｌ、ＧＭ－ＣＳＦ、Ｆｒａｃｋｔａｌｋｉｎｅ这７个 细胞因子水平与严重ＣＲＳ密 切 相 关。Ｔｅａｃｈｅｙ等认为ＩＦＮ－γ、ＩＬ－６、ＩＬ－８、ｓＩＬ２Ｒα、ｓｇｐ１３０、ｓＩＬ６Ｒ、ＭＣＰ１、ＭＩＰ１α、ＭＩＰ１β及 ＧＭ－ＣＳＦ 的 峰 值 水 平 与 严 重 CRS相关，其中ＩＦＮ－γ、ＩＬ－６和ｓＩＬ２Ｒα与严重 ＣＲＳ强烈相关，但 仅 ＩＦＮ－γ 和 ｓｇｐ１３０ 在早期升高，且是输 注ＣＡＲ－Ｔ细胞后最初３ｄ内严重与非严重 CRS差异升高的唯一 因 素。Ｔｅａｃｈｅｙ等制定了预测严重 ＣＲＳ的细胞因子组合，ｓｇｐ１３０、ＭＣＰ１和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组 合 在 预 测 严 重 CRS中 灵 敏 度 为８６％，特 异 度为９７％。
 

实验室指标 多数 CRS患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血清 尿 素 氮、乳酸脱氢酶和肌酐水平明显增高，虽然这些临床实验室指标的峰值与 CRS严重程度相关，但在输注ＣＡＲ－Ｔ细胞后的前３ｄ不能预测ＣＲＳ严重程度。Ｃ－反应蛋白和铁蛋白与 ＣＲＳ严重程度有关，但不能预测严重CRS的发展。 但也有报道，早期ＣＲＰ升高与严重ＣＲＳ相关，可作为预测严重ＣＲＳ的指标。肿瘤负荷 ［１３，１５－１６］肿瘤负荷与 ＣＲＳ严重程度相 关。Ｔｅａｃｈｅｙ等认为单独肿瘤负荷不能预测严重 ＣＲＳ，但ＩＬ－１０和肿瘤负荷的组合在预测小儿严重 CRS中灵敏度为９１％，特异度为９６％。CAR－Ｔ细胞 CAR－Ｔ 治疗后 CRS严重程度与输入 ＣＡＲ－Ｔ细胞的剂量［５］、Ｔ 细胞活化强度、Ｔ 细胞扩增程度相关。较多 CRS诱导剂显示出“第一剂量效应”，即最严重症状仅在首次给药后发生，在随后给药后不再发生，这种“第一剂量效应”被认为是由于治疗开始时负担较高所导致。
 

CAR构造的设计在CAR-Ｔ干细胞治疗中，CAR构建体性质影响 CRS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与缺乏额外共刺激信号传导结构域的第１代CAR－Ｔ细胞构建体相比，CRS更常见于第２代ＣＡＲ构建体。即使在不同第２代 CAR中，ＣＲＳ发病率也存在差异，具有ＣＤ２８共刺激结构域的CAR诱导快速的CAR－Ｔ细胞扩 增，具 有４－１ＢＢ 共刺激结构域的 ＣＡＲ 在 体 内保持更长的持久 性，因此含有ＣＤ２８共刺激结构域 的ＣAR与 CRS的高风险相关。
 

输注CAR－Ｔ细胞前预处理方案情况输注CAR－Ｔ细胞前用环磷酰胺或氟达拉滨淋巴细胞清除后CRS发生率较高，可能是由于联合治疗导致淋巴细胞明显消耗从而导 致ＣＡＲ－Ｔ细胞有更高的扩张率。其他因素生产CAR－Ｔ细胞的制造过程、输注CAR－Ｔ细胞剂量、CAR－Ｔ 细胞在体内峰值、宿主特征（包括恶性肿瘤的类型、患者年龄和疾病部位）等。
 

出自《CAR－Ｔ细胞疗法引起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研究进展》作者王竞飞，金波，曹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