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综合脑类器官伦理问题的原因、特点及可依据的原则,提出如下几点具体应对策略。第一,在指导脑类器官研究层面上,人类胚胎试验“14天”法则的核心关注应集中在器官发展阶段,而非简单计算实验已进行的时间。实际上,该类器官生长过程中也会有类似神经分化的关键期,但其神经分化时间并非一定在14天。只要发现神经细胞分化,便可以判断器官拥有了知觉能力,这种能力可能导致意识产生,此时,具备意识的脑类器官其道德地位就不能任意去进行干预。然而,把时间控制作为一种很好的限定条件,使得对脑类器官的研究避免触及神经分化的边界,如此一来,能够非常好地规避关于道德地位的争论,进而更为自由地进行相关研究。
 

第二,关于脑类器官的移植实验,更应依循现行的伦理准则以及监管体系进行。部分研究人员提议,此类移植研究宜逐步推进,必须严密观察,确保宿主动物不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类生理或行为变化。目前,所有将任何类型的人类细胞移植到活体动物体内的研究,研究者应当谨慎地进行此类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严格遵照按照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和各国制定的相关伦理准则和指导方针。
 

第三,脑类器官研究面临道德挑战,需要强化研究人员伦理底线意识,使其遵守伦理原则规范,特别是要保证供体知情同意并掌控对组织使用权,尊重供体权益,要逐步进行研究,确保动物身上不会发生高强度的生理和行为变化,还要防止嵌合体动物产生生殖能力。
 

第四,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倡公众参与治理并提供有用意见,让政策制定和科研决策更贴近大众需求,保障利益共享,此外,供体可以自主决策是否参与脑类器官研究,并建立监管下的有限定的同意机制,尊重自主性,保障基本权益。
 

第五,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脑类器官研究的相关全球法律或法规,虽然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已经颁布了针对脑类器官研究的相关法规,但仍并没有解决脑类器官意识和道德状况特有的伦理问题,因此,对于脑类器官研究未来还需加强法律约束政府监管来保障脑类器官技术领域的安全有序推进,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第六,未来脑类器官研究需要建立预防与补救机制,加强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防范脑类器官实验研究风险,并避免公众担忧和信息泄露,并制定补救方案应对可能出现的失误。对于脑类器官研究未来的伦理挑战,我们应当充分考虑风险预测和各种情况下的权利问题,建议研究者强化意识、认识公众知情、建立资源利益共享机制、加强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
 

出自《脑类器官研究进展和伦理问题研究》作者方彩霞,王振运,白晓东.